【檀香.有些人杯】土行孙——孙厅长(随笔 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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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启明跳井死啦! 那口井就在老城隍庙的旁边。平时,我们这些住在城隍庙附近的人家,不管是吃商品粮的,还是吃农业粮的,都吃那口井里的水。在小孩子眼里,什么事儿都是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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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启明跳井死啦!
  那口井就在老城隍庙的旁边。平时,我们这些住在城隍庙附近的人家,不管是吃商品粮的,还是吃农业粮的,都吃那口井里的水。在小孩子眼里,什么事儿都是热闹,听说有人跳井,我和一群孩子急忙跑到那口水井旁,要看热闹。
  水井的一圈儿围满了大人,井上架着木架子,还在忙着打捞尸体,我爹也在那里,看见我和一群孩子跑来,就大声呵斥:这不是你们小孩子乱看的事儿,快走!赶我们走。
  我们只好灰溜溜而有些失望地走开。
  再后来,张启明的尸体被打捞出来了,我和一群孩子就到他家里去看热闹。我只记得,哄哄乱乱中,看到几件湿淋淋的衣服,几个妇女在嘤嘤哭泣,一个老太太躺在床上,呜呜!哭得特别伤心。我知道,那个老太太是张启明的娘,今天想来,老来丧子,乃人生一大哀痛也,他的老娘伤心至极,也是人之常情。我的小伙伴儿,张启明的侄子张子善,也在里面抹泪哭泣。
  张启明是我们的近邻,和我家隔一条胡同,我经常见到他,他年龄比我爹稍小,按邻居辈儿,我该称他为大叔。那年,他大概刚到四十岁。用今天形容男人的话说,“男到四十一朵花”,他还是一朵灿烂开放的花,却突然凋零败落,随风消逝。而且,是他自己以这么惨烈的方式扼杀了自己生存的权利。
  他白净脸膛,浓眉大眼,一米八多的个子,走路总是挺直腰板,而步伐却又像骆驼一样稳重。这么帅气的男人,这么稳重的男人,怎么就走上了不归路呢?
  我们那两条巷子里的人都知道,他在县粮食局工作,端着铁饭碗,拿着国家工资,日晒不着,雨淋不着,而且听说大概还是一个副科长。而两条巷子里的许多人是农民,天天披星戴月,下田把三垄,在泥土里累得七死八活,还混不上个肚儿圆。大家对张启明这样的男人真是羡慕得要死。
  大家就非常纳闷儿,议论纷纷,他过得这么滋润,咋就跳了井呢?
  他有一个女儿,仨儿子,最大的是女儿,还在上小学,最小的孩子是三儿子,才刚刚一两岁,他怎么就这么狠心?舍得扔下四个孩子,一甩手,就走上不归路呢?
  是因为在单位的事儿吧?
  啥事儿啊?
  谁知道呢?
  ……
  我当时年龄小,他的死因,更是懵懂不知。几十年过去,在我的心里,也始终是个谜。
  时隔四十五六年的今天,在一条小河边闲逛时,偶尔遇见张启明的亲侄子张子善,我们俩东拉西扯,就扯到了他大爷张启明的死。他幽幽地叹息说,唉!还不是派性闹的!
  以下,是他的叙述。
  听说,我大爷的死,是因为他们的局长和他谈了一次话儿。
  本来,我大爷在乡下粮所工作,后来,在临近文革时,调进了城里的粮食局工作,而且又被提拔为一个副科长。临近文革时,他的腿得了脉管炎,疼得厉害的时候,走路都很困难。他很伤心,却又因为家里六口人全指望他一个人的工资,钱紧,就想放弃治疗。他的局长听说了这件事儿,就帮他四处打听,看哪里治疗这个病效果好。后来,打听到上海一家医院治疗这个病特有效,就动员他去上海。去上海一趟,经过在大医院的治疗,果真痊愈了。治病回来以后,局长不但让他报销了治疗的全部费用,还报销了来回路费。他当时十分感动,对局长千恩万谢的。局长只是笑笑,说:只要跟着我好好干工作就行了!我大爷当然是更加十分卖力地工作。
  文革开始后,我大爷所在科室的正科长因为早就对局长看不惯,就带头造局长的反,而且,极力撺掇他也出来造反。他本是一个善良随和而又有些懦弱不愿驳人面子的人,正科长与他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又是他的直接上司,就更不好驳面子,而且,正科长所说的局长的一桩桩一件件,在他听来也蛮像那回事儿,就有些心动。所以,正科长写的几分大字报连带写上了他的名字,他也就默认了。再后来,单位分成两派,正科长是一派的头头,斗争的锋芒直指局长。而他就稀里糊涂成了正科长一派的骨干分子,当然,在别人眼里,他也是炮轰局长的骨干分子。
  有一天,已经靠边站的局长找到他,非常气愤,说,别人贴我的大字报,造谣诽谤,我生气,但我最生气的是你也跟着瞎闹腾!人家都说我待你好,你是我的红人,没想到,你却对我下刀子!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忘恩负义,还是经不住别人撺掇!
  然后哼的一声,转身走了。
  那之后,俩人见面,局长再也不搭理他。
  局长的一番话,让我大爷感到愧疚和不安,他经常深深地自责,责备自己确实对不起老局长对自己的照顾,觉得自己真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儿狼。和老局长碰了面,想跟老局长搭讪,老局长都不理不睬。有一次,他跑到老局长家里,想赔礼道歉,竟然被赶出家门。时间过去多长了,这份愧疚和自责不但依然挥之不去,而且如同铅坠一样,在他心里越坠越沉。
  听完张子善的叙述,我笑着说,按理说,这也不至于走上不归路啊!我怎么模模糊糊地听说,还有什么财物或者粮食方面的问题啊?
  张子善想了想,说,哦,我想起一件事儿。
  这另外一件事儿。是关于购粮证的事儿。
  你知道的,那时候时兴购粮证,是专供农业粮户口的人使用的。生产队打下的粮食不够吃,上级就补贴一部分,补贴的部分就凭购粮证购买。当然,购粮证得加盖公章,由粮所填写好具体数字,才有效。
  我大爷所在的科室就管购粮证的发放工作。他一时疏忽,带回家一些空白购粮证,本想让上学的孩子们做作业或者打草稿用。没想到,不知怎么,被一家邻居拿走几张,那邻居也是被饥荒逼得急了眼,竟然盖上假公章印,填写了一些数字,拿着去粮所购粮。一开始,竟然蒙混过关,尝到甜头,一发而不可收,后来,故伎重演,又去取巧钻空子。没几次,就被粮所的人察觉。粮所的人和派出所的人一起,到我们胡同里挨家调查。最终,查到了那个人,追回一部分粮食,大部分都被他家里人吃掉了。最终,把他抓进拘留所。三问两不问,问出空白购粮证是从我大爷家里拿的,我大爷当然也受了牵连,写了检查,还被降职处分。
  这件事儿,被另一派的人拿来做炸弹,贴我大爷的大字报,而且,任意夸大事实,无限上纲。
  我大爷本就性格懦弱,受此打击,整天像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实际上,他究竟因为什么走上了不归路,我也弄不清底细。
  是第一件事儿,还是第二件事儿?或者是因为这两件事儿?再或者,还有其他事儿?我大爷死后没有留下一字,也没对家里任何人讲,所以,他真正的死因至今都是个难解的谜。
  听说,后来,因为我大爷的死,那个靠边站的局长又遭了一番批斗,但后来也不了了之。我大爷的死,就变成了无头案,似乎找不到任何人承担直接的责任。
  你知道吧?我大爷投身自杀的那口水井,好多天都没人打水吃,后来,生产队派人淘洗了水井,才渐渐有人到那口井打水吃,但人比过去少得多了,许多人宁愿到更远的地方打水,也要避开那口井。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吉利。再后来,那口井就封住了。
  唉,你看我大爷,自杀了,跳井,还讨别人嫌弃。他冤不冤啊!最后,张子善感慨说。


  “赵局,我打听了,这次选拔新一把手,县里有调子,选拔熟悉咱们局业务,又业务能力强的,这一条,哪个能比得过你?我看咱们局里,就你有希望!”孙登高将上半身凑近赵耕南,压低声音说。
  尽管是在赵耕南的办公室里,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孙登高也以这种说悄悄话的形式,在和赵耕南套近乎。赵耕南心里明白,哼哼!在你心里,你大侄子就比我强。你最近这些天,到处为你的大侄子呐喊助威,扒门子,走上线儿,却到我这儿套话来了。
  孙登高的大侄子叫孙孟良,两人一个村儿,虽然已经出五服,但门第也不远,在村子里,按辈分儿,孙登高应该叫孙孟良侄子。在单位里,明里,是孙孟良罩着孙登高,暗里,是孙登高为孙孟良出谋划策。这点事儿,局里人都知道,赵耕南焉有不知之理?
  “咱们这单位,前三届一把手,都是从乡镇书记里调进。这一次,本单位提拔?我看,没戏。”赵耕南佯装糊涂,接着孙登高的话茬顺坡下驴。
  “也不一定,最近,土地局新一把手不就是内部提拔的吗?这次你呼声很高啊,多好的机会,可不能错过!”孙登高说得似乎语重心长,情真意切。还似乎有些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样子,急得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坐着,看不出来,这一站,暴露了他身材的原形,上身跟正常人差不多,腿却特别短,两半截加起来,大概还不到一米五。这身材,凡看过《封神演义》的,自然就想起了土行孙。
  是的,一个活灵活现现代版的土行孙。这形象,赵耕南尽管已是司空见惯不为奇,但今天看他在自己面前假模假式的表演,像是舞台上的小矮人的小丑表演,觉得十分滑稽。想笑,碍于情面,又不敢笑。但,终于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不过,表现在脸上,只是一脸微笑。“那是人家土地系统,人事安排已经上下一条线,市里土地局拍的板儿,县里无权了,要是依然县里当家,还不是老章程?”
  “这次不是变了吗?你努力呀,我在后面给你活动。你当了一把手,我给你出点子。”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前两届局长,都坐不稳江山,局里班子长期不团结,你这个搅屎棍没起好作用。这一届班子,让你搅和的更是乌七八糟。那《封神演义》里的土行孙,虽然本事不大,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吃几个馒头喝几碗水,你这算嘛事儿?人心不足蛇吞象,早晚噎死你!赵耕南心里又说。
  
  二
  “别看俺个子低,个子低能当土行孙,地遁。嗖,钻地下去啦!一天钻地千里,你就是姜子牙也撵不上俺,干瞪眼!”
  这话,在局里,孙登高经常说。赵耕南也亲耳听他说过。孙登高自己说多了,人家背后就叫他土行孙了。有时候,有人不小心,顺嘴叫了出来,他也并不羞恼,只是哈哈一笑。还自嘲:“俺爹给我起名叫登高,就是想让我长高,谁知道,赶上六零年,吃不饱,饿成土行孙啦!”
  他说的倒也是实情,上世纪六零年左右,正是举国大饥荒年代,那时候正处于童年的人,由于天天吃不饱,极度缺乏营养,大部分都身材较矮。孙登高呢,只是其中长得特别矮的人而已。
  人家孙登高自称土行孙,可不仅仅是自嘲,还真有点自我炫耀的成分呢!像土行孙遁地一样,人家孙登高真是全靠自己打拼,硬是从一个“孤儿”拱进了国家机关。
  “孤儿”一说,赵耕南早就听说。据说,当年闹大饥荒的时候,他有六七岁,有一天,饿昏在一个乡下粮所门口,在粮所里遇见一个贵人搭救,给他东西吃,给他治病,又让他住在粮所门卫室。再后来,他就成了那粮所的门卫。再后来,他就进了县粮食局。
  他怎么就这么好命呢?还是因为那个贵人。那个贵人,叫张秉仁,是当时的粮所所长,后来,提拔进县粮食局当副局长,再后来,当了一把手。当了一把手,就把孙登高弄进了局里。一个孤儿,就这样,鲤鱼跳龙门,成了国家机关里的人。
  赵耕南曾私下里想,一个“孤儿”,无亲无故,看他饿昏过去,就慈心大发,出手搭救,要说这张秉仁,真是个秉性仁厚之人。至于后来,运用手中权力,又把他调进局里,恐怕就不仅仅是宅心仁厚,一定有个人感情的因素在内了。
  
  三
  有些人私下里说,有一点,人家孙登高还真和《封神演义》的土行孙不一样。《封神演义》里的土行孙,听从申公豹挑唆,背叛师父惧留孙,投靠邓九公伐西岐。孙登高却不一样,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不但平时在张秉仁面前,比亲儿子还亲,张家里的许多杂活儿,都是他干。而且,听说,文革中,张秉仁被打倒,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孙登高似乎更孝敬,更勤快。有一次,张秉仁生病住了院,一住二十多天,生活不能自理。他老婆刚生孩子,顾不过来,主要就是孙登高,在病床前,屎一把尿一把,精心伺候。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张秉仁本就是仁厚之人,自然愈加待见他,把他当亲儿子对待。所以,文革一过,张秉仁恢复了粮食局局长职务,就稍加操作,把孙登高调进了粮食局。先是门卫,后是办公室通讯员。
  张秉仁做局长的时候,给县里领导解决一些个人生活问题,如解决一些粮食指标,解决家属农转非,办好了,需要转交手续或票证,都由孙登高跑腿儿。当然,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才适合见领导;见了领导,应该如何说话,张秉仁都对孙登高一一调教。
  别看这孙登高大字不识几个,在这方面却似乎点眼就过。跟领导打交道,很会逢场作戏。看领导眼色行事,小架摆得恰到好处,挠痒痒挠得正是地方。所以,到后来,孙登高出入一些县级领导办公室和家里,如履平地。逢年过节,他都到一些重要领导家里登门拜访。据孙登高自己夸耀,他去领导家里,从不空手,或者两斤香油,或者一袋鲜红薯,或者仨核桃俩枣,无非是些土特产。礼轻情意重嘛!大鱼大肉惯了的领导们,似乎特别欢迎这些东西,笑眯眯地收下,然后,顺手就会给他一些名烟名酒。
  “那东西,领导不缺。多少给点儿,都比咱送给他的值钱!”有时候,孙登高嘴里叼着名烟,窜办公室。高兴了,掏出来,一边拍着名烟盒子,给人家看,一边揪出几根烟,转圈依次散发。干嘛?显摆呗!
  在张秉仁的精心调教下,孙登高就真得像《封神演义》里的土行孙,得了师父的捆仙绳,在官场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平时,孙登高经常在人前念官场经——县委书记和县长在某一件事儿上闹翻啦。谁谁要提副县长啦。谁谁要到某科局当一把手啦。要在官场混,就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啦。刘备还得关羽张飞俩弟兄架势啦。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啦。说起官场道理来,一套一套的。所以,有人就叫他“孙县长”。他听了,不但不恼,反而哈哈哈大笑:“要不是你孙哥没学历,没有国家正式干部身份,只是以工代干,说不定,我早就弄个县长书记的当当了!”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两眼放光,兴奋十足。
  孙登高这样说之后,“土行孙”渐渐没人叫了,“孙县长”就成了他的别号。越到后来,孙登高听别人叫他“孙县长”越受用,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毕竟,“土行孙”这外号不雅,且含着人格歧视的意思,叫“县长”,不但雅,而且有尊重的意思。至于其中的讽刺意味,只要不挑明,权当没有,不就完了?
  
  四
  后来,张秉仁在副县长位置上退下来,孙登高自然一直在他的光环照耀下安然无恙。而且,虽然名以上是个办公室职员,但是,实际上,有许多事,该办公室主任干的事儿,譬如招待设宴,买办公用品,年关到有关领导家送点礼物,局长都让他去做或者让他陪着去做。有人就又暗地送给他一个外号:“孙大主任”,就是说他比办公室正主任的官阶还大。
  不过,这个诨号没兴盛起来。一是都在一个单位,叫不好,办公室主任听见了,一定生气;二是“孙县长”的诨号已经流行开来,大家都习以为常,孙登高也欣然接受。再说啦,那孙县长的官阶得比孙大主任要高好几阶啊,大家叫起来响亮,孙登高同志也听得舒服不是?
  不过,前年,有个自称是孙登高弟弟的人来找他,俩人在背静处说了一会儿话,越说声音越高,最后,竟然撕扯在一起。旁边的人从自称孙登高弟弟的人嘴里,断断续续,听出点儿端倪。
  原来,孙登高弟兄仨呢!这个来找他的,是他二弟。因为家里老娘病了,想让孙登高多拿些钱看病,孙登高不愿拿那么多,弟兄俩闹翻脸了。
  大家这才如梦初醒。原来,“孙县长”根本不是孤儿啊!怎么回事儿?局里有些人,想问“孙县长”,哪个好意思?只能瞎猜。平日里,“孙县长”是话篓子,爱显摆,唯独这件事儿,口紧着呢,一个字儿不吐。所以,“孤儿”一事,至今都是谜。
  赵耕南想,当初,他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玩了什么花招,把那张秉仁骗得晕头转向,怜悯大发呢?
  
  五
  过去,赵耕南对“孙县长”敬而远之,不咸不淡。他对“孙县长”反感,起于一次“孙县长”的家宴。
  一次局长办公会议上,因为一个新粮库建设问题,意见不合,赵耕南和孙孟良发生了争执。会后很长时间,俩人都僵着,不大来往。
  赵耕南,正规大学毕业,身上书生气不少,爱较真儿,也有些傲气。孙孟良,虽然中专毕业,学历低些,但,是办公室主任出身,官场习气就学了不少。近两年,又通过“孙县长”攀上了几个县领导,就觉得底气足。在副局长排位里,孙孟良是第一位,分管办公室和人事,赵耕南是第二位,分管业务。俩人,一个官路精,一个业务精,骨子里,就有些龃龉。所以,在许多问题上,俩人往往拧着来。很多时候,都是孙孟良仗着是二把手,先声夺人,颇有些居高临下。赵耕南脾气硬,往往戗着来,自然二人免不了磕磕碰碰。
  有一天,“孙县长”邀请赵耕南到家里坐坐,赵就问:“还有谁?”
  孙答:“就咱弟兄俩呀,多少天啦,我都想和你啦啦知心话。”
  出赵耕南本心,他一点也不愿意去。但是,宁愿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赵耕南还是去了,去时,还捎了两瓶白酒,一斤卤猪肉和几个小菜。他不愿意在“孙县长”这样的人面前落个爱沾便宜的名声。
  到孙登高家里,他老婆还炒了两个热菜。俩人坐了一会儿,还没喝几口酒,孙孟良推门而进。
  赵耕南就明白了,是他们二人预先谋划好了,把自己蒙在鼓里。赵耕南这人不搁事儿,心里别扭,脸上就显了出来。“孙县长”马上就打圆场,“赵局,你可别怪孟良啊,今天这场小酒,是一把手刘局让我摆的。他说啦,他还全指望你弟兄俩拉套呢,你们俩别扭着,对局里工作没好处,他也不舒服。他不便出面,就让我把你们俩撮合一起,交交心,沟通沟通。”
  赵耕南听了,心里愈加不舒服,要真是刘局安排他这样做,实在太出格了。领导之间的工作有分歧,很正常,为什么要让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土行孙”插手呢?赵耕南不太相信“土行孙”的说法,但他又不能去找刘局当面锣对面鼓。也许他们二人预先就认定我不敢去找刘局询问真假,所以,就拉大旗作虎皮,以此来压我就范。要真是后者,这二人太不地道了。赵耕南心里愈发反感。尽管反感,总没有到站起来就走,晾他俩咸鱼的地步。赵耕南只好忍气吞声,迁就下去。
  一开始,在“孙县长”的撺掇下,他们三人只管喝酒,东扯葫芦西扯瓢,虽然很多话都牵涉到官场,但都是别人的事儿,跟身边的人和事八竿子打不着。喝到五六分的时候,“孙县长”又让他老婆给两位副局长敬酒。他老婆很会敬酒,嘴甜似密,花样繁多,弄得赵耕南不喝都不好意思。连敬三杯,就有了七八分酒意。
  到这时候,“土行孙”才拉下脸,逼着孙孟良给赵耕南道歉。孙孟良就上赶着拉小架儿,抱拳作揖,只向赵耕南赔不是。叔侄二人,一个打黑脸儿一个唱红脸儿,配合默契,尽说好听话。
  “伸手不打笑脸人,美语刀下能留人”,这道理,赵耕南不是不懂。再说了,赵耕南本来就以为,除了工作,他和孙孟良之间并无什么个人恩怨,就是闹一会儿别扭,过一段儿,也就风平浪静了,不必如此大题小做。至于“土行孙”和孙孟良是否这样想,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了。
  这种软攻势下,他自然更不能一直冷淡下去了。最起码,面子上得说得过去。也就顺坡下驴,说了一些自己也有不周之处的软话。
  气氛缓和以后,“土行孙”又啦起官场道道来。“别看我干爹张县长退二线了,凡是调整班子,现在在台上的书记县长不还得先征求他老人家的意见?”
  言中之意,自然一是炫耀,二是暗示赵耕南不要小觑自己。这话,赵耕南已经听他说过多次,并不太在意。而下面一句,就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
  “孟良比你大两岁,位置又靠前,他还想努力进一步,一些领导也很欣赏他。到关键时候,你要是和他配合好了,一定不会有你的亏吃!”
  这话说得极露骨,又有些暗中警告赵耕南的意思。赵耕南心想,你可真不愧是“孙县长”啊!孙孟良的升官路线图都让你画好了,捧他的同时,又来打压我,你这“土行孙”,专踢他妈的越位球!
  心里骂着,嘴里模模糊糊的嗯嗯着,虚于应付。心里对这“土行孙”的厌烦,却是一下子加重了许多。
  
  六
  新一把手上任了,果然不出赵耕南所料,仍然是下面的乡镇一把手调进来的。孙孟良呢,也算如其所愿,新建立的那个国家储备库的一把手也是副处级,他去那里当了而把手,正科级,也算提拔。赵耕南依然抓业务,只是在副局长的排名里又靠前一位。

毛泽东先后处死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七个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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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泽东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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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祥云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被处以极刑的唐达仁是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黄克功之死被誉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

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时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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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是:

雷经天同志: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黄克功对此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霎时痛哭流涕。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身上战争伤疤90多处的肖玉壁被处决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

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泽东求情。

毛泽东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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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

同年11月,有人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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